范学辉：宋代县令系衔若干问题试探
编者按：
范学辉，1970年生，山东栖霞枣林人。1988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200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特约编审。范学辉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1月13日凌晨在济南去世，享年50岁。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兼及秦汉史、金元史、中国古代思想史。著有《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上下，中华书局2015年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上中下，中华书局2012年版）、《宋朝开国六十年》（齐鲁书社2009年版）等，编有《制度、文化与地方社会：中国古代史新探》（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结构与道路：秦至清社会形态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等，已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史哲》等刊发论文九十余篇。先后获得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二等奖、首届“两宋论坛”优秀学术成果三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重大成果奖、二等奖（3次）、三等奖等。本文原刊于《山大史学》（创刊号）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我号已于2021年2月12日对该辑进行推介。感谢该刊出版社提供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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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县令系衔，属于品位与职位相糅合的复式结构，通常由官阶、差遣、兼衔、勋级与章服四部分构成。官阶，文官京朝官以元丰改制为界，此前为文散官加本官阶，此后则为寄禄官。幕职州县官在崇宁二年宋廷更幕职州县官为“选人”七阶之前，还要加系幕职州县官阶与试衔。武官则系武阶。差遣（元丰后为职事官），区分为知县和县令。文官京朝官、幕职官与武官三班使臣长县皆为知县、文官“选人”长县则为县令，此诚两宋之通制，然而“破格”亦始终存在。根据资历、堂除、辟差、对换等授职时情况的不同，在差遣之前或加以“权”“特差”“宜差”“改差”等字系衔。尚未到任或就职者，则要在差遣之前加系“新差”。兼衔，包括普遍性兼衔和区域特殊性兼衔两大类。勋级废止于政和三年，章服则指赐绯鱼袋、借绯。宋代县令系衔以“品位化”为中心，官阶居于最为前列的位置，系以权责的差遣与部分兼衔的名号也主要由官阶来决定，勋级与章服同样是品位、资历之体现。
精细化，是宋代制度文明最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官员系衔的空前复杂与细致，品位、权责区分往往寓于一二遣字措词之间，就是这一时代特征的突出体现。宋代县令尽管只是基层官员，然其系衔的主体与中高级官员相类似，同样大致由复杂的四部分组成，依次为：官阶、差遣（职事官）、兼衔和勋级与章服，同样是将品位、职位、爵勋、章服等糅合在一起的复式结构，完全可以作为研究宋代官员系衔制度的较好突破口。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县令乃至整个宋代官员系衔制度的专题研究，还较为薄弱。对于县令的兼衔，笔者在此前已有专文加以考察[1]。在其基础之上，本文拟重点发掘和使用第一手的石刻史料，结合史籍文献，对宋代县令系衔中的官阶、差遣、勋级与章服等问题，再进行专门的探讨。
一、官阶系衔：散官加本官阶至寄禄官
宋代县令系衔的第一部分为官阶。宋代通差文、武官长县，《宋会要辑稿》即有云：“诸县事务要剧者，以京朝官或武臣、幕职领。”又引《两朝国史志》曰：县令“参用京官，或试衔幕职及三班使臣，皆谓之知县事”[2]。京朝官、幕职州县官皆为文官，三班使臣则为武官。
众所周知，宋代的武阶主要由五个层级组成，地位由高至低依次为：正任、横行、诸司使副、三班使臣、无品杂阶。三班使臣共十阶，又分为大使臣、小使臣两个部分，大使臣依次为：内殿承制（正八品）、内殿崇班（正八品），小使臣依次为：东头供奉官、西头供奉官（从八品），左侍禁、右侍禁（正九品），左班殿直、右班殿直（正九品）、三班奉职、三班借职（从九品）。徽宗政和年间之后分别更名为：敦武郎（南宋为训武郎）、修武郎、从义郎、秉义郎、忠训郎、忠翊郎、成忠郎、保义郎、承节郎、承信郎[3]，品级仍然保持不变。
三班使臣皆为品级不高的下级武官，但顾名思义起码具有君主侍臣宠将的名义，在战事频繁的宋初（太祖至真宗朝）、两宋之际，宋廷多差其为军务较多的沿边、次边等县分的知县。《宋史·选举志》云：“凡三班院，二十以上听差使，初任皆监当，次任为监押、巡检、知县。”[4]据《淳熙三山志》所载福州长溪县的县令《题名记》来看，该县真宗景德至仁宗庆历间全为武官长县：“景德左班殿直戴、三班奉职冯、右班殿直吕，大中祥符右班殿直宁，天禧右班殿直林、右侍禁胡、王、李。”[5]他们的官阶皆为“三班使臣”中的小使臣。证诸金石亦如是：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崇即以“殿直”知京兆府武功县事[6]；真宗咸平四年（1001），慈释回以“右班殿直”知解州闻喜县事[7]；仁宗皇祐二年（1050）某氏亦以“左班殿直知阳曲县事兼兵马监押”[8]等。武臣以三班使臣为知县，地位大致相当于文臣的京官知县。左、右侍禁以上，又可选为閤职即带閤门祗候，官阶上升为从七品。武臣以閤门祗候为知县，地位就大致相当于文臣的朝官知县。
武官长县，其衔当然要系以上述左右班殿直、左右侍禁等武阶，宋初还要加系散官、检校官并兼宪衔等。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为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真定府稾城县知县王文化，其系衔为“左班殿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武骑尉兵马监押兼知县事”[9]。银青光禄大夫作为文散官是从三品高阶，检校太子宾客是十九阶检校官中的第十七阶，然中唐以来武人跋扈，五代宋初禁军都头、副都头一级的小武官就可以兼带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武骑尉，时称“银酒监武”[10]，宋制“三班及吏职、蕃官、诸军副都头加恩，初授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自此累加焉”[11]。案：王文化既带检校太子宾客，依制当兼监察御史，疑碑文或有阙失。神宗元丰三年（1080）九月，宋廷罢三班使臣等加恩授宪衔、检校官及银青光禄大夫，止许加勋转武骑尉[12]。
宋代虽有以武臣为知县之制，但自真宗、仁宗之际开始，武臣知县的数量呈现迅速下降之势。譬如福州古田县本来“太平兴国以后率用武臣”，然“天禧初，始授文吏”，天禧元年（1017）后改差文臣，神宗熙宁之后更专注京朝官[13]。长溪县亦然，该县“咸平初以使臣为兵马监押，庆历后用文臣以知县兼兵符”[14]。古田、长溪两县的上述情况，应该就是两个十分典型且带有普遍意义的例证。高宗绍兴九年（1139）宋廷曾诏令吏部：“日后县令差文臣。”起因是“以臣寮奏建炎以来始注武臣，为害甚众故也”[15]。是诏也说明：在建炎以前的北宋中晚期与绍兴九年之后的南宋，其实是很少以武官来长县的。
孝宗朝武官知县“不晓文墨，百里受弊”[16]的观念，更是成为朝野主流观念。淳熙年间，连缘边、次边诸县的知县、县令也是优先差文官，“如同日有四选官指射者，先差京朝官，次大使臣，次选人，次小使臣”。宁宗庆元四年（1198），宋廷再次诏令吏部：“自今缘边知县，并令吏部先差文臣，次差武臣。”[17]除了四川、两广暨少数“沿边溪洞”“蛮瘴之乡”部分县分以外，事实上就形成了绝大部分知县“专用文臣”[18]的局面。即使是武臣知县，通常也得武举出身。《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暨现存金石材料中的宋代知县，文官数量都要占据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就是宋代此一制度的准确反映。与县令主要用文官不同，县尉、巡检则大量任用武官，这显然是出自宋廷一以贯之的“以文制武”的思路，以此来取得彼此互相制衡的效果。
文官长县当然要系以文阶。宋代的文阶以神宗元丰改制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元丰改制之前，京朝官知县使用散官阶加本官阶系衔，二者之间往往还要加系“行”“守”或“试”字。文散官高于本官阶的，系衔要于本官阶前加“行”字。反过来，若文散官低于本官阶，系衔要于本官阶前加“守”字，非正式命官则加“试”字[19]。就笔者所见，元丰之前县令加系“行”字者相当罕见，加系“守”字者却颇伙。例如：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梓州元武县（中江县）知县刘某，其官阶即为“将仕郎守大理寺丞”[20]。将仕郎，为从九品下的文散官阶；大理寺丞，为从八品的本官阶。仁宗嘉祐八年（1063）九月，建康府溧阳县知县周景纯为“朝散郎守太子中舍”[21]。朝散郎，为从七品上的文散官阶；太子中舍，为正五品的本官阶。英宗治平二年（1065），向宗旦以“宣奉郎守太常博士”知常熟县事。宣奉郎，为从七品下的文散官阶；太常博士，为从七品上的本官阶。此三者之文散官皆低于本官阶，故皆于本官阶前加系“守”字。
加系“试”字，或称试秩、试衔，宋初地方幕职官与知县、令录及科举初及第者多带校书郎、大理评事、大理司直等京官试衔[22]。太祖乾德二年（964）颁布的《少尹幕职官参选条件》规定：“应拔萃判超及进士、《九经》判中者，并入初等职事，判下者依常选。初入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事判官者，并授将仕郎，试校书郎。”[23]然后试衔依次晋升为试大理评事、试大理司直。太宗淳化元年（990）补充诏令：“知县、令录人未有试衔，并与试校书郎。”[24]幕职官知县、县令一律皆系试衔，自“试秘书省校书郎”始。仁宗嘉祐二年（1057）马益以“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守相州邺县令”[25]，嘉祐七年（1062）郭九龄之系衔亦为“登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守凤翔府麟游县令”[26]。马益、郭九龄两县令皆以“试秘书省校书郎”系衔，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
宋代幕职官，指“签书判官厅公事，两使、防、团、军事推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27]等州府属官，防御、团练、军事推官与军、监判官为“初等职官”，位于其上的节察推官、军事判官等为“两使职官”。幕职官在宋初也作为京官之下自成系列的官阶（高等“选人”）来使用，科举初及第较高名次进士被授予幕职官阶者颇夥。幕职官与京朝官、三班使臣也就并列为知县的三大群体。仁宗初宋廷即“诏吏部选幕职官为知县”[28]，天圣元年（1023）更“诏吏部流内铨选幕职官知大县，阙京朝官故也”[29]。
以幕职官为知县，其系衔在文散官之外要再加系幕职与试衔，如神宗熙宁七年（1074）陈之方系衔为“清海军节度推官承事郎试大理评事知英州浛光县事权清远县事”[30]，神宗熙宁元年（1068）李恂之系衔就是“宣奉郎试大理评事充平海军节度推官知福州宁德县事”[31]。宋初幕职官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以上在试衔同时再加宪衔“监察御史”，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留守两府节度观察判官试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32]。神宗元丰三年（1080），宋廷废止文武散官阶、试衔及改京朝官本官阶为寄禄官，此后官员仅以寄禄官系衔，系衔中的官阶部分较此前就要相对简化了许多。京朝官知县之外，元丰之后，以幕职官知县者往往仅以所居幕职官阶来系衔，譬如元丰五年（1082）潞城县知县朱某之系衔即为“登州防御推官知县事”[33]，绍圣三年（1096）黄汝翼以“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知晋州神山县令”[34]等。
徽宗崇宁二年（1103）九月，宋廷又开始“定选阶”[35]，将幕职州县官更为寄禄官之“选人”七阶。选人长县，亦皆仅系寄禄官阶。《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的六位知县和一位县令，其系衔中的官阶部分就皆仅为寄禄官，分别为：通直郎、从政郎、宣义郎、通直郎、宣教郎、宣教郎、奉议郎。其中，通直郎、奉议郎属“朝官”，宣义郎、宣教郎为“京官”，从政郎为“选人”。
二、差遣系衔：知县、县令与破格
宋代县令系衔的第二部分为差遣。宋初差遣系以权责，是系衔的核心。神宗元丰改制，以职事官代差遣，但“差遣作为职事官同义词，已不可废。知州之类，仍习称差遣”[36]。众所周知，宋代知县之差遣为“知某州（府）某县事”或“知某州（府）某县”，以“知某县”、“知县事”为之简称。县令为“某州（府）某县令”，简称“某县令”。《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所记诸县知县或县令的差遣（职事官），就正是如此。
主要根据资历、堂除、辟差、对换等授职时情况的不同，在差遣之前或加以“权”“特差”“宜差”“改差”等字系衔。尚未到任或就职者，则要在差遣之前加系“新差”。
县令差遣之前加系“权”字者，分为两种情况：或是以他职权摄县事，宋代制度规定：“诸县令阙，听以次官暂权，不许辄差他官。若阙丞处，或以次官不胜任，听本州见任许差官内选差权；阙，即申监司于他州选差。”[37]通常是以县丞或州府幕职官来权摄县事。若非以他职暂权县事而系衔带“权”字者，则是因长县者资历较浅，如徐谓礼“权知建康府溧阳县”即然。
县令差遣之前有加系“特差”两字者。光宗绍熙四年（1193）杨潜差遣系衔即为“特差知秀州华亭县”[38]，理宗开庆元年（1259）潜说友“特差知严州建德县”[39]。度宗咸淳初年金昌年系衔亦为“宣教郎特差知庆元府慈溪县”[40]。南宋添差官称“特差”（特添差），为“正式员阙之外的差遣，为非正任差遣官”[41]，绝大多数为编制之外的超编员阙。知县为一县之长，自然不会存在“添差”超编的问题。从《云间志》和《景定严州续志》的县令题名记来看，不论杨潜还是潜说友，在任时毫无异议皆为该县之唯一主官，显非添差。笔者认为：知县差遣以“特差”系衔者，一种可能性当是指任职非经吏部铨选（“选阙”），而或者是由堂除（都堂奏差），或者极个别者由帝王中旨（特旨差），知县系衔当中的“特差”有可能就是“中旨”即“特旨差”的简称（实则多为堂除），故要在系衔当中专门加以标明，以彰显帝王宠遇和朝廷器重之意，其官场地位应皆要略高于选阙知县。案：理宗淳祐八年（1248）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请重县令之权，“俾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42]，宋末县令颇多“特差”者或即与此有关。而且，既然是“特差”，其中必然多为破格者。譬如理宗淳祐年间夙子与系衔为“从政郎特差知惠州河源县主管劝农公事兼弓手寨兵军正”[43]。从政郎为“选人”的第三阶，以其长县按制度当为“县令”，为知县显属破格。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县令系“特差”者，乃“特改差”之简称，也就是由转运使等本路监司所对移调换的。
县令差遣之前亦有加系“宜差”者。理宗景定四年（1263），安庆府桐城县知县尤某系衔即为“奉议郎宜差知安庆府桐城县主管劝农营田公事兼弓手寨兵军正”[44]。“宜差”，清代学者钱大昕有精确考证云：理宗景定年间，“当时诸路帅臣多有奉敕便宜行事者，以其未承朝旨，故谓之‘宜差’，或读为‘宣差’者，非也”[45]。尤某差遣既以“宜差”系衔，可知其当为本路帅司辟差。此当为南宋之制，多在边境地区，譬如孝宗淳熙三年（1176）“命自今极边知县、县令阙官，专委本州守臣奏辟”[46]。北宋辟差则主要限于幕职，尚不得辟差州县主官。在神宗元丰改制之前，“宜差”实为中书门下牒尚书吏部行文中之习语。岳珂即藏有一“皇祐五年十二月敕牒”，其词曰：“中书门下牒光禄寺丞钱中立，牒奉敕，宜差知虔州赣县事，替阮士龙。过满阙，候到交割县务，诸般公事，一一点检，依例施行。牒至准敕。故牒。”[47]钱氏显非为辟差者。南宋时，据洪迈所云：在孝宗朝之前，宋廷任命知州下发吏部的录黄仍有云：“某官姓名，宜差知或权知、权发遣某州军州。”[48]南宋公文当中所常用的“宜差”，乃模仿元丰前之笔，也大致与此类似，并无特殊之含义。
县令差遣加系“改差”者。较典型事例：理宗宝庆三年（1227），李知退的系衔为“宣教郎新特改差知婺州浦江县”[49]。绍定三年（1230），李曾伯的系衔亦是“儒林郎改差知襄阳府襄阳县”[50]。宋代官员本有对换之法，称“两易其任”。宋廷更赋予了各路监司对换本路县令的权力，称为“繁简难易对换县令法”。《职制令》规定：“诸县有繁简难易，监司察县令之能否，谓非不职者。随宜对换，仍不理遗阙。”[51]授权监司（包括知州）根据各县的客观情况与县令个人的才能高下来调换其任职，以使诸县令扬长避短、人尽其才，但不得徇私舞弊，《职制敕》即规定“诸监司以繁难难易察换县令而私徇者，以违制论”[52]。绍兴三年（1133），江南西路监司即奏请“洪州南昌县事务繁重，见任知县晁颂之以疾作力衰，乞于外县选官两易其任。今欲将靖安知县王恺与晁颂之两易其任，不理遗阙”[53]，并得到了批准。
案：两易其任的对换，时称“改差”。譬如元丰五年（1082）神宗曾有御批：“新判尚书刑部何正臣自擢置朝廷以来，未尝践履刑狱职任，可改差判尚书兵部兼知审官东院。”[54]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正月，宁国府通判史安之与绍兴府通判丘寿对换，就是“于一等州郡内改差”[55]。根据这些确证，笔者断定：差遣加系“改差”之县令，应当就是为本路监司所对换者。需要说明的是，《职制令》明确点明监司对换县令“谓非不职者”，也就是并非为降黜，只是县令之间的“两易其任”，换一个县当县令而已，与监司的“对移贪吏”即降黜之制有着质的不同[56]。不过，对被对换到繁难县者而言，显然也是一种能力上的被肯定和重用，故要专门在系衔中加以反映。反之，被对换到简易之县者，仕途前景可能就会比较黯淡。
县令差遣加系“新差”者。何为“新差”？文献大致阙如，须考诸金石。以墓志铭所记差遣加系“新差”的县令为例：宣和元年（1119）之蔡康国“新差知邵武军邵武县事”，原因就是“岁满，差知邵武军邵武县，未行，以宣和元年六月己卯，疾卒于正寝”[57]。再考虑到县令之外差遣加系“新差”的其他地方官员，例如嘉祐七年（1062）之卢震“新差签署奉国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原因是“签署奉国军节度判官事，未之官，终于河南永泰坊之私第”[58]；元祐四年（1089）之郭遘“新差西京皇城司巡检”，原因是“又三年，授西京皇城司巡检。未行，以疾终”[59]；元祐二年（1087）之任宽之“新差通判成德军府”，原因也是“通判成德军，未赴，元祐二年六月十八日，以疾终于私第之正寝”[60]。由此可见，宋代县令和地方官员在已经被朝廷任命但尚未到任、就职（“未之官”或“未赴”等）期间，其系衔须以“新差”加于差遣之前。
宋代三班使臣等武官长县，差遣皆为知县[61]。文官长县，则要区分为知县和县令。这是宋代一县之长系衔“差遣”（职事官）名号最大的不同。正如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九月臣僚所言：“臣闻主一邑者有知县，有县令，邑之大者付之知县，邑之小者付之县令。祖宗之法，自入仕以来已及三考，或得诸司令状，则许之注拟县令；已及六考者或举状及格，则许之改官作县。”[62]知县、县令的职权完全相同，只是宋代通常以“京官”暨以上官阶者为知县，“选人”暨以下官阶者为县令。“选人”唯有升迁“京官”官阶，时称“改官”或“改秩”后，方得为知县。
众所周知，宋朝以文臣京朝官带本官阶出任知县之制，始自太祖乾德元年（964）六月“命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祜知魏县，杨应梦知永济县，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县。常参官知县，自屿等始也”[63]。至于京朝官、三班使臣等长县之所以要以“知某州某县事”为差遣名号来系衔，研究者已经准确指出：“以其本非此县之正官而任其事，故云知县，即以中央官知地方事，为亲民吏知政府情。”[64]其意义就在于明其乃以文、武王人长县，使长县者“事权增重，百里有赖”[65]。
神宗元丰改制之前，文官如下七阶本官阶为“京官”：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太常寺太祝、奉礼郎；大理寺评事；光禄寺丞、卫尉寺丞，将作监丞；秘书省著作佐郎、大理寺丞；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太常丞、宗正丞、秘书丞、殿中丞、著作郎、秘书郎。“京官”即本官阶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暨以上长县者必为知县。元丰改制之后，宋廷以寄禄官承务郎（从九品）、承奉郎（正九品）、承事郎（正九品）、宣义郎（正九品）、宣教郎（从八品，政和前名宣德郎）五阶为“京官”，寄禄官“京官”暨以上者长县必为知县。崇宁二年以后又改幕职州县官为寄禄官“选人”七阶：迪功郎（从九品）、修职郎（从八品）、从政郎（从八品）、从事郎（从八品）、文林郎（从八品）、儒林郎（从八品）、承直郎（从八品）。以“选人”七阶长县者，差遣（职事官）通常要为县令。
此诚为两宋之通制，但“破格”的情况事实上一直存在着。从金石材料看：徽宗大观元年（1107）范秘以“从事郎知京兆府蓝田县事管勾学事兼管勾劝农公事”[66]，宣和元年（1119）吴愬亦以“从事郎知池州石埭县事管勾学事”[67]。从事郎，为选人七阶之第四阶，范氏、吴氏以“从事郎”长县差遣本当为县令，为知县当属破格。之所以如此，从制度层面上看这是因为“从事郎”是由州（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即原“幕职官”当中的“初等职官”所改，其上的文林郎、儒林郎、承直郎三阶则是由地位更高的“两使职官”所改[68]。而初等、两使职官等幕职官，此前本来一直即可注授知县。从执行层面看，则应与相当数量的知县阙“无人愿就”有关。苗书梅教授指出：“吏部官阙榜示日久，无合格人愿就，便收为‘破格阙’，注授较低资序人。”[69]县令尤其如此，政和三年（1113）臣僚上奏就言及：“前日吏部两选知县窠阙久不注授者甚多，以人皆轻之，不愿就故也。”[70]马端临更概述道：“自政和以来，太平盛时，人皆重内轻外，士大夫皆轻县令之选，吏部两选不注者甚多，然后议所以增重激劝之法。”[71]既然“无人愿就”，用“破格”等“激劝之法”来吸引人理所当然。
南宋“选人”破格注授知县的情况，更值得注意。宁宗嘉泰元年（1201）成书之《嘉泰会稽志》有言：“近制：从政郎以下为令，从事郎以上为知县事。”[72]“知县事，近制：以京官以上注，选人亦破格注授，从政郎以下曰县令”[73]。据此，“选人”七阶当中的四阶即从事郎、文林郎、儒林郎、承直郎长县者，即可破格注授“知县”已经形成制度，唯以迪功郎、修职郎、从政郎三阶长县者仍必为“县令”。理宗绍定三年（1230），李曾伯即以“儒林郎改差知襄阳府襄阳县”[74]。就金石材料来看，孝宗乾道九年（1173）向潜以“儒林郎知合州赤水县事”[75]，理宗宝庆元年（1226）常德府沅江县知县余百简官阶也是“儒林郎”[76]。儒林郎，为“选人”七阶的第六阶。这说明，《嘉泰吴兴志》的记载是可信和准确的。
对是制正式出台的时间，《嘉泰吴兴志》仅曰“近制”，然《乾道四明图经》中录有隆兴元年（1163）明州昌国县知县王存之，其官阶正为“左儒林郎”[77]。可见，南宋破格以选人为知县之制，或当始于孝宗隆兴元年，或者当与其时确定四十“繁难大县”有关。当然，同样也有京朝官“无人愿就”知县的因素，譬如四川之夔州、利州数路就是将“京朝官知县无人愿注阙”，允许“破格差注令、录实资序以上及经任有举主人。如无人，许逐路帅司选辟”[78]。至理宗朝，甚至连从政郎亦有个别得“特差”即破格为知县者，如淳祐四年（1244）夙子与即以从政郎知河源县[79]，宝祐五年（1257）潜说友亦以从政郎为建德府建德县知县[80]。对此，以往研究者多未加措意，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不过，终赵宋一代，京朝官知县始终都要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
选人升迁京官官阶，时称“改官”或“改秩”，至少必须经过三任六考，并要有五员举主，这是宋代文官仕途中最为重要的台阶和最为关键性的一步。孝宗乾道二年（1166）之后，严格规定选人改官之后必须首先担任知县，称为“须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唯赵崇伳的差遣（职事官）为“信州永丰县令”，因为只有他的寄禄官“从政郎”属于选人“从政郎以下”的范围，其余五人皆为京官，故差遣（职事官）皆为知县。
元丰改制在定寄禄官的同时，又于元丰四年（1081）诏令：“自今除授职事官，并以寄禄官品高下为法。凡高一品已上者为行，下一品者为守，下二品已下者为试。品同者不用行、守、试。”[81]规定：寄禄官高于职事官一品以上者，职事官加“行”字系衔；寄禄官低于职事官一品者，职事官加“守”字系衔；低于二品者加“试”字系衔。品同者不加“行”“守”“试”。知县系衔当然不存在加“行”“守”“试”字的问题，由于其时普通县令的职品定为几近最低的正九品（唯有畿县令职品为从八品），自然也几乎没有加系“守”或“试”字者，只是以从八品的选人官阶为县令，包括修职郎、从政郎、从事郎、文林郎、儒林郎，都要加“行”字。例如：徽宗政和二年（1112），盐官县令欧阳珣的系衔就是“文林郎行县令管勾学事劝农公事兼监盐监”[82]。南宋时将普通县令的职品提升为从八品，与迪功郎以上的选人同品，随之也就几乎不再有差遣加系“行”字的县令了。
在元丰改制之前，宋初县令差遣是否以“行”或“守”系衔，则要依据任职者的文散官高下。文散官的官品低于县令职品的，要加系“守”字，由于元丰之前县令职品较高，普通县令亦为正、从七品（畿县为正六品上，上县令为从六品上），所以差遣以“守”字系衔的县令似颇多。如仁宗皇祐五年（1053）张矅的系衔即为“宣奉郎守泽州陵川县令”[83]，嘉祐二年（1057）贾蕃的系衔则为“将仕郎守凤翔府郿县令”[84]。宣奉郎为从七品下、将仕郎更为从九品下，故二人皆带“守”字系衔。文散官高于职品的则要加“行”字，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常熟县令蒋文怿的系衔就是“朝奉郎试大理司直行常熟县令事兼监察御史”[85]，朝奉郎为正六品上，所以蒋氏以“行”字系衔。
附带说明的是，除了京师及京府所在的赤县、畿县之外，宋代各县主要依据户数的多寡，区别为：望（四千户以上）、紧（三千户以上）、上（二千户以上）、中（千户以上）、中下（不满千户）、下（五百户以下）六等[86]，共八等。徽宗政和五年（1115）复位为：县万户以上为“望”，七千户以上为“紧”，五千户以上为“上”，三千户以上为“中”，不满三千户为“中下”，一千五百户以下为“下”[87]。孝宗隆兴年间，又新增四十“大县”，即“繁难大县”（实38县）一等，并居于众县之首，嘉定八年（1215）其下依次为：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县，取消了赤县，仍共八等[88]。此外，还有8个实际单列的所谓“恶弱水土”之县。
宋代划分县的等第，除了置官之外（如及万户“望县”方注县丞之类），其意义主要是用来界定任职者的官阶要求：京师所在开封府下辖之开封、祥符两赤县以及开封府界之尉氏、陈留、雍丘、封丘、中牟等十五个畿县，仁宗天圣五年（1027）其知县事实上已多“于朝官内选曾历亲民者充”[89]，庆历七年（1047）再诏令重申：陈留等九县知县“今后差朝臣”[90]。官阶就须在朝官以上，普通的京官通常被排除在外。河南府之下的畿县亦如此，皇祐二年（1050）路纶即以“礼部员外郎知河南府缑氏县事”[91]。其余的县，则主要按户口，真宗天禧元年（1017）规定：江南州军五千户已上县，“差京朝官知县”[92]。徽宗朝定制：“望县”必以京官知县，还时常选用朝官。“紧县”和“上县”通常也要以“京官知县事”，称之为“京官阙”。但这也并非完全一律。南宋时新列的四十“繁难大县”，要高于普通的“京官阙”，繁难大县部分知县可得“堂除”。“中县”暨以下的县，方以选人为县令。可见，在县令系衔当中，县等第的因素主要是在官阶、差遣两部分有所反映。
三、勋级与章服：赐绯鱼袋、借绯
宋代县令系衔的第四部分，为勋级与章服。章服即“赐绯鱼袋”和“借绯”，服指所服官服服色，章指所佩鱼袋材质。岳珂释其时章服制度云：“今之赐章服者入衔者，服紫者曰‘赐紫金鱼袋’，服绯者曰‘赐绯鱼袋’。其为连率、职司、节镇、支郡倅贰，服色未至应隔借若序借者，服紫者止曰‘借紫’，服绯者止曰‘借绯’，所借鱼袋不以入衔，而实得佩鱼如正赐者。”[93]知县、县令得赐绯鱼袋、借绯者，亦分别以“赐绯鱼袋”或“借绯”系衔。
“赐绯鱼袋”。即赐绯、银鱼袋之简称，为宋代臣僚所得“六赐”之一。仁宗嘉祐八年（1063）建康府溧阳县知县周景纯[94]，徽宗崇宁五年（1106）河南府新安县知县华镇[95]，宁宗庆元三年（1197）绍兴府上虞县知县鲍义叔[96]，理宗宝庆元年（1226）庆元府昌国县知县赵大忠[97]，景定三年（1262）建康府上元县知县杨应善[98]，度宗咸淳六年（1270）建德府建德县知县余植[99]，等等，皆以“赐绯鱼袋”系衔。
神宗元丰以后的章服制度规定：官员五品、六品者得服绯、佩带银鱼袋（此前为四品、五品），七品、八品、九品者服绿（此前为六品、七品）。官阶不到但入仕满二十周年者，也可得换赐绯、银鱼袋[100]，并以“赐绯鱼袋”入衔。知县、县令的官阶，通常不过为七品暨以下，前述知县、县令得以“赐绯鱼袋”系衔者，显当多为入仕满二十周年者。当然，未满二十周年者也可特旨得赐，“特旨者，系临时指挥”[101]。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明州昌国知县王阮即“覃恩转朝奉郎、赐绯鱼袋”[102]。度宗咸淳二年（1266），建德府建德县知县赵与䆅亦“准敕赐绯鱼袋”[103]，此皆当为特旨。
“赐绯鱼袋”当为两宋县令较为难得的荣耀。笔者据《淳熙严州图经》载建德县《知县题名记》加以统计：自徽宗宣和三年（1121）至理宗宝祐五年（1257），该县知县共57人，得“赐绯鱼袋”者才不过6人：绍兴四年（1134）的黎诏、淳熙元年（1174）的惠养民、淳熙四年（1177）的何俨、淳熙十五年（1188）的苏林、绍熙五年（1194）的王可大、嘉定十七年（1224）的史湜[104]，所占比例不过在10%多一点。也正是为如此，“赐绯鱼袋”不仅要系衔，在方志的县令《题名记》中得“赐绯鱼袋”者往往也都要郑重其事地加以标明。
“借绯”。官阶未至得服绯的，因所任职事或奉使之需，宋廷特许其服绯、佩鱼（政和以前不佩鱼），任满或还朝依旧服色，称“借绯”[105]。高宗绍兴七年（1137），宋廷诏令：“应堂除知县并借绯章服。”[106]堂除知县例得“借绯”，而“邑大事烦则堂除，仍借绯章服”[107]。北宋时亦当如此。北宋开封、祥符、咸平、尉氏、陈留、襄邑、雍丘七县，南宋钱塘、仁和与会稽三县，知县一直为堂除，当皆得“借绯”。孝宗隆兴时又确定了四十县（实际38县）为“繁难大县”即“大县”，四十“大县”的大部分知县可得堂除，如乌程县在四十“大县”之列，“知县事皆堂除”[108]，同时当皆得“借绯”并系衔。如：秀州（嘉兴府）华亭县亦列四十“大县”之一，该县光宗绍熙四年（1193）知县杨潜[109]、宁宗开禧三年（1207）知县汪立中[110]、淳祐六年（1246）知县施退翁等[111]，皆得“借绯”。当皆为堂除而得借绯无疑。理宗宝庆初年，无为军巢县知县朱鉴亦以“借绯”系衔[112]，巢县并不在四十“大县”之列，考虑到理宗尊崇朱熹，而朱鉴为朱熹之孙，此或为破格优遇。
在徽宗政和三年（1113）罢文官勋级以前，与其他官员一样，知县、县令亦以勋级系衔。例如：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临海县知县李经以“骑都尉”系衔[113]；仁宗天圣四年（1026）萧山县知县李宋卿以“飞骑尉”系衔[114]；天圣九年（1031）闻喜县知县左惟永“骑都尉”系衔[115]；皇祐二年（1050）缑氏县知县路纶以“上轻车都尉”系衔[116]，神宗熙宁元年（1068）归安县知县郑惇以“轻车都尉”系衔[117]；熙宁五年（1072）明州鄞县知县黄颂以“骑都尉”系衔[118]；哲宗元祐五年（1090）真定府元氏县知县曹景以“上轻车都尉”系衔[119]；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温州平阳县知县张珌以“武骑尉”系衔[120]。
宋代勋官共十二转：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121]。太宗淳化元年（990）规定：京官、幕职州县官初始皆授第一转的武骑尉，至朝官则授予骑都尉，然后主要凭资历年限“历级而进”。神宗元丰六年（1083），将朝官加勋亦降为自武骑尉始[122]。上述八位知县所加勋官：武骑尉为宋十二转勋官最末一级，飞骑尉为第三转，骑都尉则为第五转，轻车都尉为第七转，上轻车都尉为第八转。得系“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和“骑都尉”，显为相当资深者。县令系衔，勋级要列于章服之前。宋代勋官“通常止为虚衔，既无职事，又无俸钱”[123]，仅为代表资历的加衔。徽宗政和三年罢文官加勋，此后知县、县令加勋当随之废止。
四、余 论
综上所述，宋代县令的系衔，主要由官阶、差遣（职事官）、兼衔、勋级和章服四部分内容所构成。勋级于徽宗政和三年（1113）被取消，章服有无则要视任职者的具体情况而定笔者以元丰改制前后和南宋为次序，列举典型的三个个案如下：
一是仁宗天圣九年（1031）解州闻喜县知县左惟永，左氏系衔为“朝奉郎守太子中舍知解州闻喜县事兼兵马都监骑都尉赐绯鱼袋”[124]。二是徽宗政和六年（1116）同州合阳县知县李养威，李氏系衔为“从事郎知同州合阳县事专切管勾学事教阅保甲管勾劝农公事”[125]。三是理宗淳祐六年（1246）嘉兴府华亭县知县施退翁，施氏之系衔为“通直郎特差知嘉兴府华亭县主管劝农公事兼兵马都监兼监盐场主管堰事搜捉铜钱下海出界专一点检围田事兼弓手寨兵军正借绯”[126]。
此三位知县的系衔，皆当为全衔。其中，左氏：朝奉郎守太子中舍为官阶（文散官加本官阶），“知解州闻喜县事”为差遣，“兼兵马都监”为兼衔，“骑都尉赐绯鱼袋”为勋级和章服。李氏：“从事郎”为官阶（寄禄官），“知同州合阳县事”为差遣（职事官），“专切管勾学事教阅保甲管勾劝农公事”为兼衔。施氏：“通直郎”为官阶（寄禄官），“特差知嘉兴府华亭县”为差遣（职事官），“主管劝农公事兼兵马都监兼监盐场主管堰事搜捉铜钱下海出界专一点检围田事兼弓手寨兵军正”为兼衔，“借绯”为章服。
阎步克先生曾经指出：唐宋官僚管理体制是以“品位化”和“品位分等”为中心，其官阶制度为官职、文阶、武阶、勋官、封爵等相结合的“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127]。宋代县令的系衔，应该就是阎先生之说的一个很好的具体例证。在县令的系衔当中，标明任职者个人品位的官阶，自始至终都居于最为醒目的、最为前列的第一部分位置。系以权责的差遣（职事官），反而在官阶之后。
正如包伟民教授所言：“宋代的寄禄官阶决定官员的级别地位，至少从形式上讲，它是官员最重要的身份标识。”[128]位于系衔第一部分的官阶，不但直接决定了任职者地位、俸禄待遇的高下，而且，第二部分任职者（文官）差遣的名号即究竟为知县还是县令，县令是否带“行”、“守”字系衔，也主要甚至完全由任职者个人的官阶来决定；第三部分兼衔当中部分兼衔的名号，如究竟是系兵马都监还是系兵马监押，同样完全是由个人官阶的高低来决定，与权责无关。事实上，绝大多数宋代方志中的县令《题名记》就仅标明任职者的寄禄官官阶，由此可见宋人对此的普遍认知。
至于第四部分的勋级与章服，也纯粹都是个人资历和地位的体现。在其他各项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勋级和章服就能发挥确定上下次序的作用，同样属于纯粹的“品位化”的范畴。借绯还有增加知县职钱的作用，得借绯的知县供给钱即按府州签判一级的标准来发放，[129]显然就要高于普通知县。此正孝宗淳熙三年（1176）程大昌之所谓：“隔等而授，是择材能也；结衔有差，是参用资格也。”[130]此亦为宋人于系衔一字之别锱铢必较的主要推动力。
注释：
[1]范学辉：《宋代县令兼衔考》，《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2]（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2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21页。[3]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中华书局2017年第2版，第765—766页。[4]（元）脱脱等：《宋史》卷158《选举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3695页。[5]（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24《秩官类五·县官》，《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994页。[6]（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86《宋五·宝意寺修弥勒阁记（至道三年九月十五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06页。[7]（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13《闻喜县夫子庙碑（皇祐五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56页。[8]（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34《宋十二·重修北岳庙记（皇祐二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9]（清）沈涛：《常山贞石志》卷11《宋一·稾城县重修文宣王庙堂记（大中祥符二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兼”字十分模糊。[10]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中华书局2017年第2版，第669页。[11]（元）脱脱等：《宋史》卷170《职官志十》，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4077页。[12]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中华书局2017年第2版，第669页。[13]（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24《秩官类五·县官》，《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995页。[14]（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24《秩官类五·县官》，《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994页。押，误作“折”。[15]（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3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32页。[16]（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3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37页。[17]（宋）佚名著，刘笃才点校：《吏部条法·差注门二·知县县令》，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2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9页。[18]（元）脱脱等：《宋史》卷167《职官志七》，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3977页。[19]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中华书局2017年第2版，第737页。[20]（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88《宋七·宁国寺牒碑并阴（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中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18页。[21]（宋）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27《诸县令·溧阳县题名》，《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93页。[22]张希清：《宋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2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五月庚寅，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9页。[24]（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2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24页。[25]（清）武亿等：《安阳县金石录》卷5《魏西门大夫庙记》，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26]（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35《宋十三·石林亭唱和诗（嘉祐七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27]（元）脱脱等：《宋史》卷167《职官志七》，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3975页；（宋）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2《称谓·幕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6页。[28]（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3704页。[2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十二月辛未，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344页。[30]（清）陆耀遹：《金石续编》卷16《宋四·程师孟祠南海神记（熙宁七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53页。[31]（清）陆心源：《吴兴金石记》卷6《飞英寺浴院碑（熙宁元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7页。[3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五月庚寅，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9页。[33]（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14《吕仙诗碣（元丰五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95页。[34]（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16《玉兔寺钟楼记（绍圣三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724页。[35]（宋）陈均撰，许沛藻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6，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74页。[36]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中华书局2017年第2版，第648页。[37]（宋）谢深甫编撰，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6《权摄差委》，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38]（宋）杨潜修，朱端常等纂：《云间志·序》，《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页。[39]（宋）钱可则修，郑瑶、方仁荣纂：《景定严州续志》卷2《物力》，《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67页。[40]光绪《慈溪县志》卷50《金石上·孙孝子祠碑》，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第45页b。[41]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中华书局2017年第2版，第716页。[42]（元）脱脱等：《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4221页。[43]（宋）方大琮：《铁庵集》卷4《举知河源县夙子与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3页。此奏上于方大琮知广州任上，当在淳祐四年前后。[44]（元）佚名纂修：《无锡志》卷4中《无锡县徐偃王庙庵记》，《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90页。营田，误作“管田”，径改。[45]（清）钱大昕撰，陈文和、孙显军点校：《十驾斋养新录》卷10《宜差》，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46]（元）脱脱等：《宋史》卷160《选举志六》，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3756页。此所言本州守臣，或当为以知州兼任安抚使之帅臣。[47]（宋）岳珂撰，朗润点校：《愧郯录》卷13《皇祐差牒》，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71页。[48]（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五笔》卷4《近世文物之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78页。[49]（宋）胡榘修，方万里、罗浚纂：《宝庆四明志》卷17《慈溪县志二》，《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219页。[50]（宋）李曾伯：《可斋续稾》前卷5《京西提举司平籴仓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1页。[51]（宋）谢深甫编撰，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8《对移·职制令》，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253页。[52]（宋）谢深甫编撰，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8《对移·职制敕》，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53]（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61之4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714页。[54]（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61之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710页。[55]（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61之5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720页。[56]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2《澄汰·知县淫秽贪酷且与对移》记有由知县对移为本县主簿之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页；《对移》列有《对移贪吏》《对移司理》《对移县丞》等条目，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5—59页。参看[日]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林松涛、朱刚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44—347页。[57]（宋）龚端：《宋故奉议郎新差知邵武军邵武县事管勾学事管勾劝农公事蔡公墓志铭》，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58]（宋）李藻：《宋故朝奉郎尚书屯田员外郎新差签署奉国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上骑尉赐绯鱼袋卢君墓志铭并序》，郭茂育等：《宋代墓志辑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95页。[59]（宋）贾蕃：《宋故内殿崇班新差西京皇城司巡检上骑都尉郭公墓志铭并序》，杨兴华：《西安曲江新出土北宋郭遘墓志》，《文博》1989年第4期。[60]（宋）李百禄：《宋故朝散郎新差通判成德军府兼管内劝农事上护军赐紫金鱼袋任公墓志铭》，乔栋等：《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9—540页。[6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月癸卯”条记载：乾德元年亳州蒙城县令朱英，乃“自通事舍人出为县令”（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7页）。通事舍人即閤门通事舍人，为武官之帖职，此可证宋初武官长县其差遣皆为县令。至于“皆为知县”，亦当在乾德元年之后。[62]（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8页。[6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六月庚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6页。正如李焘于注中所言：早在建隆二年十一月，宋廷已曾以四位京朝官为县令，乾德元年乃以“京朝官知县”。[64]齐觉生：《北宋县令制度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学报》第18期，1968年。此说实来自清顾炎武的《日知录》：“知县者，非县令，而使之知县中之事”，其本非“本县之正官而任其事，故云然”。（顾炎武著，栾保群等点校《日知录集释》卷9《知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36、538页）邓小南教授亦对笔者曰：“广义上讲，所谓‘知’即应是以他官（非县令）掌县事。这种用法与‘知制诰’等类似。具体到知县，典型者即为京朝官知县事，其他亦可如是称。”此论至当。[65]（宋）胡榘修，方万里、罗浚纂：《宝庆四明志》卷16《慈溪县志一》，《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205页。[66]（清）陆耀遹：《金石续编》卷17《宋五·八行八刑条碑二种（大观元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80页。[67]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卷6《宋·族姬赵氏墓志（宣和元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07页。[68]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中华书局2017年第2版，第758页。[69]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70]（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3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30页。[7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3《职官考十七·县令》，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09页。[72]（宋）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7《官制·乌程县》，《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719页。[73]（宋）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7《官制·武康县》，《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720页。[74]（宋）李曾伯：《可斋续稾》前卷7《京西提举司平籴仓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1页。[75]（清）刘喜海：《金石苑》卷4《宋张夫人梦佛记碑（乾道九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940页。[76]（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118《宋三十七·重修卧龙寺记（宝庆元年季夏既望）》，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38页。[77]（宋）张津等纂修：《乾道四明图经》卷10《隆教院重修佛殿记》，《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925页。[78]（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职官48之3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37页。[79]（宋）方大琮：《铁庵集》卷四《举知河源县夙子与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78册，第183页。[80]（宋）钱可则修，郑瑶、方仁荣纂：《景定严州续志》卷五《建德县·知县题名》，《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84页。[81]（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56之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530页。参看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中华书局2017年第2版，第737页。[82]（宋）陈逸：《杭州盐官县社坛之碑》，嘉兴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嘉禾宋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页。[83]（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13《玉皇行宫碑（皇祐五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58页。[84]（清）陆耀遹：《金石续编》卷15《宋三·封济民侯牒（嘉祐二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34页。[85]（宋）孙应时纂修，鲍廉增补，卢镇续修：《琴川志》卷3《宋县令题名》，《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81页。[8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3《职官考十七·县令》，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09页。[87]（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方域》7之28—2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421—9422页。参见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版，第104页。[88]（宋）佚名编，刘笃才点校：《吏部条法·差注门二·县令县丞》引《尚书左选申明》，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2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李昌宪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版，第106页）中指出：“该申明言大县有四十，然所列实仅有三十八。”宋谈钥纂修的《嘉泰吴兴志》卷7《官制·乌程县》云“乌程为壮县，隆兴中，在四十大县之数”（《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719页），可证其时习言“四十大县”。[8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二月辛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37页。参看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90]（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23页。[91]（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三四《宋十二·重修仙鹤观记（皇祐二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92]（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2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22页。[93]（宋）岳珂撰，朗润点校：《愧郯录》卷4《服章入衔》，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0—51页。[94]（宋）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27《诸县令·溧阳县题名》，《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93页。[95]（宋）华镇：《云溪居士集》卷28《新安县威显灵霈公受命庙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2页。[96]（元）单庆修，徐硕纂：《至元嘉禾志》卷22《碑碣·嘉兴县·真如宝塔记》，《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578页。[97]（宋）赵大忠《南阳集后跋》，（宋）赵湘：《南阳集》卷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9页。[98]（宋）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21《城阙志二·堂馆》，《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54页。[99]（宋）钱可则修，郑瑶、方仁荣纂：《景定严州续志》卷5《建德县·咸淳御制字民铭》，《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89页。[100]（宋）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3《爵禄·赐借绯紫》，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3页。[101]（元）脱脱等：《宋史》卷170《职官志十》，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4075页。[102]（宋）胡榘修，方万里、罗浚纂：《宝庆四明志》卷20《昌国县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245页。[103]（宋）钱可则修，郑瑶、方仁荣纂：《景定严州续志》卷5《建德县·知县题名》，《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85页。[104]（宋）陈公亮修，刘文富纂：《淳熙严州图经》卷2《建德县·知县题名》，《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19—4321页。案：该志孝宗淳熙之后至理宗宝祐的内容，显为理宗朝或其后人所补。[105]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中华书局2017年第2版，第734页；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增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72页。[106]（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3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32页；（宋）张世南撰，张茂鹏点校：《游宦纪闻》卷2，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107]（元）脱脱等：《宋史》卷167《职官志七》，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3977页。[108]（宋）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7《官制·乌程县》，第4719页。[109]（宋）杨潜修，朱端常等纂：《云间志·序》，《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页。[110]（宋）杨潜修，朱端常等纂：《云间志》续入《南四乡记》，《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9页。[111]（宋）杨潜修，朱端常等纂：《云间志》续入《增修华亭县学记》，《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1页。[112]（宋）朱鉴：《岁时广记序》，（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页。[113]（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5《宋·宋云岩寺新铸铜钟记碑》，清道光四年刻本，第11页b。[114]（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5《宋·宋昭庆寺梦笔桥碑》，清道光四年刻本，第24页a。[115]（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12《凝真观碑（天圣九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50页。[116]（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34《宋十二·重修仙鹤观记（皇祐二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117]（清）陆心源：《吴兴金石记》卷6《飞英寺浴院碑（熙宁元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7页。[118]（宋）周镛：《宋故陈府君（辅）并俞氏夫人墓志铭并序（熙宁五年（1072）三月）》，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119]（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15《打地和尚塔铭（元祐五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1页。[120]（清）孙诒让撰，虞万里点校：《东瓯金石志》卷5《宋三·张泌凤凰岩题名》孙诒让案语引《平阳志》，许嘉璐主编《孙诒让全集》，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40页。[121]（元）脱脱等：《宋史》卷169《职官志九》，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4061页。[122]（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一〇之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289页。[123]龚延明：《宋代官制总论》，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中华书局2017年第2版，第40页。[124]（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12《凝真观碑（天圣九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50页。[125]（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47《宋二十五·重修光济寺碑（政和六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2页。[126]（宋）杨潜修，朱端常等纂：《云间志》续入《增修华亭县学记》，《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1页。[127]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5页、第18页。[128]包伟民：《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前言》，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页。[129]（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3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32页。[130]（元）脱脱等：《宋史》卷158《选举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3716页。